小城文旅火起来 迷人的是各具特色的“别处生活”

根据康有为作于1899年的《我史》，他于1895年3月8日入京参加乙未科会试，将到达大沽的时候，日本人来搜船。

不少研究记录了类似的协商过程，包括交警执法、民警执法、工商执法、城管执法等。追求执法规范化，执法灵活性必然有所降低，执法成本攀升，打击违法行为的力度有所削弱。

政治伦理使地方党委和上级部门面对基层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时占据话语优势，进而可以将话语优势转化为行政上的权责不对等。在规则调整模式尚不稳定的现实背景下，这些问题并非执法机构所能独立解决，往往需要党政体制的协调、推动和资源投入。党政体制的轴心是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群众工作与法治工作有着不同的要求。组织领导，就是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组织和带领人民群众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集中体现在发挥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的干部的骨干作用、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在党政体制中，基层执法机构处于条块关系的夹缝，既面临条条上的部门性问题，即作为政府部门的执法机构如何接受上级部门的专业指导和管理，处理同上级部门的关系。一般由上级行政部门发起，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通知，内容包括指导思想、行动目标、具体任务分工，行动措施、具体执法程序和工作要求等。许多的新的发现与想法，有许多是过去许多重要观察的进一步延伸，有一些则与过去的观察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并形成了一种对话的结构。

因此，它描述的当下，并非是一个静态的事实，而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既体现着过去，同时又预示着未来的当下。此外，这种写作一定是不断地与既有的各种卢曼称之为旧欧洲（在本文的语境中是否可以替换成旧中国？）的各种陈旧观念进行挑衅、刺激与对话的过程。尽管如此，此种对未来的期待，对于我们当下的生活，仍然发挥着非常实质性的作用，并且因此而对未来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恰恰是这一点，卢曼对本书的写作与论证，提供了最大的智识资源与支持。

这当然也是作者希望通过本书的写作能够探索透彻的一个现象与主题。她对当代中国法律转型时期的种种现象的观察与判断，与我非常的接近。

至少在本书之前，还没有任何人试图这样做过。这些可能性也许是永远不会被选择，也许会在某个重要的时刻，为中国社会的演化的某个重要步骤提供重要的准备。但同样地，也许本书是我未来不断重新回来重读最多的一本自己的书。我目前的文字驾驭能力与建构能力，还很难做到不让这个过程做到不啰嗦，非常简洁的程度。

而那即将发生的未来，由于它当下并没有真实的发生，因此仍然是未知的，充满着各种难以预测的可能性。当时对中国这个大规模人群治理社会，主要突出了它的远程陌生人交往的性质及其潜在的风险性。定纷止争当然是现代法律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也是观察与理解现代法律的一个重要维度。关于这种颠倒的经验，有点类似于把我们从长期熟悉的日常生活的地面，传送到太空空间站重新观察与反思我们在地面生活的经验。

其他许多学术朋友，例如我硕士与博士阶段的导师，诸多的同门师兄弟，曾经给过我不少启发的学术上的师友，在此恕不一一点名，请各自对号入座。我想，人类基于历史传统与日常生活所形成的观念与知识，也可以作如是观。

正如海德格尔曾经指出的：时间乃是对过去视野的超越与克服。这本书被写成出版没多久，我又发现了许多不满意之处，所以就又对其中的某个章节与问题进行了重写。

卢曼的法社会学系列的写作，其实就是努力地寻找合适的概念工具，从演化的角度，去探究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可能的，又是怎么发生的，它对我们人类的生活与未来，又产生了什么影响。但在现代印刷媒介泛滥的时代，它一旦出现了，就被予以正式的记录，从而获得自己的生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卢曼就像一个鬼魂一样，缠绕了我十多年之久了。这当然也是对的，但当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并不局限于此，同时也体现为刚已指出的过去、当下、未来三重时间视角交错而产生的转折时代的复杂性。这些新的社会语意的产生、传播与发展，本身既是中国社会演化提供某种偶然性契机，同时也为今后中国社会进一步演化储存可能性的资源。因此，本书虽然名为《当代中国法治的分析与建构》，但并无任何建构的雄心与企图——如果说，存在着任何的建构，那也是中国社会与中国法律的自我建构，而非本书作者或者任何人的人为设计或者人为主导的建构过程。

通过这种方式，这些期待中的未来也参与着对当下生活的建构，并且对那与它并不一致的生活发生着难以磨灭的影响此后若干年与同门师兄弟共同研读卢曼文献，变成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

最难描述与把握的就是当下的瞬间。这篇文章目前仍然在不断地修改之中。

但当作者在京城学习与工作将近二十年，并走过世界很多地方后，有一天打开百度地图寻找当年生活和天经地义地视为世界本身的那个小山村时，才发现那不过是世界上很边缘的一个小山村而已。例如，如今看待第一版关于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的介绍，就会觉得有不够深入真切之处。

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三重不同的当下，分别处于在三重不同的时间结构中，而这三重时间结构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大多数时候，作为过去之未来的当下与作为我思故我在的当下并不一致，同时，我正在感知的这个当下，与作为未来之过去的当下也往往是矛盾的。因此，本书的工作，更多的是一种分析，而此种分析其实也是一种描述。也许，当下中国方兴未艾的社科法学运动，本质上也是这样一种抗议运动。德沃金关于现代法体系中的权利命题的反复阐述，以及通过对疑难案件的分析对司法裁判的复杂性的揭示，同样让我受益匪浅。

通过这种方式，这些期待中的未来也参与着对当下生活的建构，并且对那与它并不一致的生活发生着难以磨灭的影响。恰恰是这一点，卢曼对本书的写作与论证，提供了最大的智识资源与支持。

由此产生的对现代法律之异化的指责与声讨，以及为了使得法律重新回归生活世界的各种深刻的反动，也是非常壮观的。但至少当时所做的一些基本的描述、分析与判断，迄今仍然没有随着阅读、观察与思考的深入而发生改变。

作为一种演化的成就，法律的出现，也为社会的进一步演化，提供了许多全新的，在此之前旧的社会结构中根本难以想象与不可实现的可能性。这彻底地将我变成了一个人文学科的异类。

尽管如此，经过漫长的演化，如此难以实现的事情，居然真的发生了。最后，我也不能免俗地借这本小书修订版之际，感谢那些在我求学时期以来给予我不少帮助与激励的朋友。本书虽然是在这种方法论准则的启发下写就的，但确实并没有明确地将它写出来，也没有很严格地贯彻它。像法律等种种现代制度，其实都是为了帮助人们化约各种复杂的可能性，从而能够比较方便地在众多的可能性中进行选择。

本书作者出生于浙江东部的一个小山村，在上大学之前，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当地的县城。因此，它的语言与结构，与通常理解的学术著作相比，呈现出了许多不同的面貌。

而且一旦有必要，他会毫不犹豫的像韦伯一样，拿中国的法律文化作为此种现代法律的反证与参照之物。这个工作的困难程度也可想而知。

在这个大转型与大变革的年代，变化太多，变化太快，因此被这许多变化折磨的人们，他们希望回到过去，回到历史与传统中来寻找确定性，寻找认同，寻找答案。针对这些对现代法律的智识上的困惑与反对，卢曼的观察结论是，这是由于，虽然社会由于自主的演化逻辑，已经进入了现代世界，但人们的很多借以观察世界的认识论观念，仍然停留在旧欧洲的世界。